現在又到了“全球治理”的旺季。全球經濟危機已改變了反對自由市場、支持大政府的思潮。支持市場、支持全球化的政治重心已向左傾斜。新的共識支持“對內奉行凱恩斯(Keynes)、對外奉行亞當?斯密(Smith)”。要刺激經濟復蘇，減少不平等，保持社會穩定，必須加強政府在國內的宏觀和微觀干預。要讓這與海外開放市場聯合起來，則必須加強國際合作（或全球治理）。

信奉全球治理的人士主張，由于更多問題具有全球性，因此更多解決方案也應具有全球性。這意味著政府、大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緊密合作，同時賦予國際組織更多職權。氣候變化一直是首要問題，是一個需要全球合作性解決方案的“全球共同”問題，因此需要以聯合國為中心、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協商制定的一份宏大的后《京都議定書》(Kyoto)計劃。氣候變化在科學和經濟方面都有問題，其政治經濟更是如此。每個現實主義者都知道，一份旨在解決氣候變化的后《京都議定書》全球協定既沒有說服力也不可行。這不會阻止那些自由的氣候變化評論家們天馬行空的想象。

此次全球經濟危機讓全球治理的呼聲更為緊迫。信任投給了一位新成員：20國集團(G20)。人們認為，這將促進財政刺激計劃和金融市場監管方面的全球合作，遏制新興的保護主義。世界貿易組織(WTO)肩負著完成多哈回合談判并遏制保護主義的責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可能會將資金增加至少一倍，并計劃改革其投票權。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其它捐贈組織需要更多現金，以貸款給那些陷入嚴重困境的發展中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