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亞信”的重視出乎許多人的意料，而習近平“亞洲的事情要靠亞洲人辦”的表述，則讓外界覺得中國有意推行亞洲版的“門羅主義”。可是，當下以超乎“08奧運”標準的環保措施舉辦APEC會議并力推“亞太自貿區”（FTAAP），似乎又表明中國沒有“盤活”門羅主義的意涵。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這些多邊國際機制對中國到底意味著什么？這要從中國所處的環境、地位說起。

二戰后美國憑借自己的超強實力，建立起一套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機制，以此影響盟國乃至全球。反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進入新世紀，中國崛起的速度加快，對國際體系的影響日益上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這種影響更加明顯。但是，中國領導層不會不知道，中國的綜合實力與美國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而且，這種狀況將持續相當長時期。總體而言，中國還只是一個“有全球影響的地區大國”，能施加外交影響的主要是在周邊地區，雖然其范圍在擴大。這種背景決定了不同領域的中國外交取向：自己擅長的雙邊外交不能放棄，以前較少使用的多邊外交要大力強化。于是，在構建多邊新機制的同時，挖掘現有機制的潛能就擺上了議事日程，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力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更成為中國利用多邊機制的一大動力，亞信與亞太自貿區就是兩個顯例。

政治上，中國過去三十年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路線，屬于不結盟外交的范疇，因此，冷戰后中國側重雙邊性質的“伙伴關系”外交，涉及的對象國有58個，其中大部分是“戰略伙伴關系”，并且可以再分為不同層次，如針對巴基斯坦的是“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對俄羅斯是“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與美國是“建設性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與日本是“戰略互惠關系”，與印度是“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與歐盟、英國是“全面戰略伙伴關系”，與東盟、塔吉克斯坦是“戰略伙伴關系”。伙伴關系的特點是平等、不結盟、不針對不損害第三國，但伙伴之間關系的牢固程度要弱于同盟關系。而同時期在多邊（政治）外交上，柬埔寨案例讓中國熟悉情況并建立信心，推動中國走向東盟地區論壇等多邊機制。這方面最近的案例是2009年成型的金磚國家機制，中國無疑是其中最有力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