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際關系學家米爾斯海默在其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寫道：“國際體系的結構迫使一心尋求安全的國家彼此采取侵略行為。”在那些對人性持有悲觀態度的現實主義者看來，國際政治本質上是一種無政府狀態下對權力爭奪的斗爭。而以米爾斯海默為代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則將這種悲觀推向了極致。他們認為，在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意圖缺乏準確了解的霍布斯世界里，大國只有獲得更多的權力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最大的安全依賴于最大的權力，而對最大權力的殘酷爭奪決定了大國注定悲劇的宿命。

然而，大國悲劇的真正所在，其實往往在其國民，以及受波及的小國的國民。后者的悲劇色彩則更有濃重的宿命感。大國之間的博弈不可避免地會令許多小國卷入危險的漩渦當中，使之成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或殉葬者。大國出于利己的動機，與小國國內的政治精英或政治力量結盟，從而達到某種政治、經濟、軍事目的。最后的結果常常是大國之間因達到均勢或戰爭成本難以承受而相安無事，但戰火卻出現在代理人之間。更為諷刺的是，自私詭譎的目的往往披上崇高理念的外衣，小國人民卻成為大國口號中所謂“信仰”的殉道者。冷戰時期的代理人戰爭和小國政權動蕩，就是對大國口中“道義”和“普世價值”的絕佳諷刺。

1965年10月至1966年3月的印尼，上演了世界現代史上最殘暴的屠殺之一。對于這次大屠殺，以蘇哈托為首的印尼軍隊、穆斯林激進分子和暴徒自然難辭其咎。但是，美、英、中、蘇等大國又何嘗沒有扮演某種角色呢？當重新審視這段黑暗的歷史時，我們或許會發現：小國政治的悲劇，在于小國難以擺脫國內政治力量將整個國家帶入大國“大棋局”里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