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發后，香港大學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陳志武在他主持的“量化歷史研究”公眾號上，先后發布了近二十篇中外學者關于歷史上大型瘟疫的研究論文。金融學者出身、曾任耶魯大學終身金融學教授的陳志武，近年的研究興趣從純粹的金融理論和實踐轉移到了用量化的方法研究歷史。我們近期采訪了陳志武教授，試圖將新冠疫情置入更廣闊的世界格局背景之中，以一個更為長程的視角，來探討這場發生在社交媒體、人工智能和數字監控時代的全球疫情，可能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長遠影響。

陳志武教授認為，這次新冠疫情在幾個方面不同于歷史上的大瘟疫。首先，得益于現代醫學和政府干預，新冠迄今造成的生命損失仍遠低于過去的一些大型瘟疫。二是，各國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干預疫情和救助經濟，而這類職能在過去往往由民間社會和宗教組織承擔。這種超常規的國家干預一方面是因為，在疫前福利社會和民粹主義思潮就已經相當流行，將各國政府置于“必須做點什么”的壓力之下，同時也是因為，社交媒體放大了各國社會對于疫情的焦慮感。但他警告說，大規模的甚至不設上限的財政和貨幣刺激，會給疫后世界埋下巨大的債務隱患，債務危機將幾乎不可避免。

超常規干預的另一個后果，則是“大瘟疫每每會縮小貧富差距”的歷史規律將被改寫。陳志武教授說，各種刺激手段讓富人資產進一步膨脹，而普通人的工作崗位在疫后會面對人工智能的加速搶奪，貧富差距因此會不降反升，導致民怨、民粹和仇外情緒進一步惡化，各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的動蕩格局進一步加劇，“沒有十幾二十年，人類社會將很難走出這個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