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紐約市成為全球新冠爆發的重災區。為減緩疫情的擴散，3月13日，大都會博物館宣布暫時閉館，當天市內諸多藝術文化機構也相繼關閉。在經歷了建館150年歷史上最長的閉館期后，8月29日，大都會博物館重新對公眾開放，之后市內其他美術館分別于9月至10月初陸續重開。根據今年8月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s）發布的報告估計，新冠的爆發在4月至7月間為紐約市藝術文化機構（含表演藝術機構）造成了近280億美元的損失。

與此同時，過去半年全美社會矛盾劇烈激化：隨著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布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等非洲裔公民被警察謀殺，各地人權示威游行大規模爆發，引發眾多美術館自下而上的文化反省：是否需要修正藝術史敘事及館藏？是否存在普遍的種族歧視？是否應當更換管理層？缺乏社會責任感的董事會成員是否需要被剔除？在今年席卷美國的人權運動中，各大美術館幾乎都曾面臨來自員工、媒體或激進組織的批評性審視。

隨著紐約市第二波疫情的到來，回顧藝術機構所經歷的動蕩、掙扎的2020年，新冠導致的財務壓力遠未消除，新一輪人權運動激發的機構革命才剛剛開始。面對充滿未知與挑戰的時刻，這些美術館的領路人將如何把機構的文化使命推進下去？FT中文網《談藝錄》向紐約五位美術館館長發出了同樣的提問，包括：大都會博物館、惠特尼美術館、古根海姆美術館、布魯克林博物館、摩根圖書館及博物館，討論了他們疫情期間每天的狀態、哪件館藏藝術品為其帶來精神慰籍與鼓勵，以及他們希望為機構帶來怎樣的改變。下面迥異或不約而同的答案，反映了危難時期這批美術館人思考的本質：藝術終究能為人類帶來什么？當災難與社會矛盾引發時局震蕩，美術館又應發揮怎樣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