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數字游民”的浪漫夢想在互聯網誕生之初就出現了。30多年前騎著經過電腦化改裝的自行車穿越美國的先驅史蒂文?K?羅伯茨(Steven K Roberts)在1994年寫道，要創建一支“由世界各地的旅行者組成的……虛擬科技游民艦隊(Virtual Technomadic Flotilla)”，因為“一旦你把自己生活的精華轉移到網絡上，物理位置就變得無關緊要了”。

但直到新冠疫情時代，這個詞才真正流行起來。疫情創造了完美的環境：在無聊的封鎖時期過后，勞動者想要改變；公司已經意識到，他們可以信任員工遠程完成工作；依賴旅游業的國家迫切需要其他地方的訪客。突然之間，似乎任何白領都可以在他們想去的任何地方工作——不僅僅是自由職業者（其中一些已經這樣做了），普通上班族也可以。數十個國家推出了“數字游民簽證”，用正式的制度將這一趨勢固定下來并加以利用。

對浪漫主義者來說，可嘆的是，那個自由的夢想與稅法、移民法、網絡安全法和勞動法的實際情況發生了沖突。公司并沒有摧毀大眾成為數字游民的夢想，但公司正在把它變成一種風險更小、更受控的形式。換句話說，數字游牧正在被公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