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時期，戰略的藝術是使軍事手段與政治目的一致。無論武裝部隊多么能干，戰術多么高明，如果他們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那么就必須做出一些讓步：必須使目標更加現實，或者必須找到更多的手段。如果兩者都不可能，結果將是沮喪、幻滅，甚至更糟。

在戰爭開始時，目標的設定可能沒有明顯的限制，特別是受害方尋求重新獲得應得的東西或決心懲罰殘酷的敵人。但是，能取得什么成果，還取決于敵人的目標以及他們能在戰斗中使用什么手段。隨著以色列對上周末恐怖襲擊的回應，這種軍事戰略的挑戰已經變得痛苦而明顯。以色列看不到與哈馬斯談判的任何途徑，因此現在希望通過武力擊敗哈馬斯，但如果找不到這樣做的方法，那么暴力的循環將繼續下去。

這種將目的與手段結合起來的需要，可以從西方武裝部隊在冷戰結束后的幾十年里所打的各種戰爭中看出，在冷戰結束后的幾十年里，西方武裝部隊享有相對優勢。1991年，美國及其盟友成功地將科威特從伊拉克的占領中解放出來，但又小心翼翼地避免了長驅直入巴格達、推翻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盡管讓薩達姆繼續掌權意味著他將繼續制造麻煩。西方軍隊對前南斯拉夫的人道主義干預更為簡單。他們的行動是為了支持被圍困的人民，并尋求對付一直壓迫他們的民兵。1999年在科索沃，他們只使用了空中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