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歲之前，我幾乎滴酒不沾，直到有人為我倒了一杯2005年的教皇新堡(Chateauneuf-du-Pape)紅酒，從那一刻起，倫敦的釀酒商們便多了一位可靠的新客戶。由于我起步較晚，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那些成年后依然不喝酒的人的心態，這是大多數酒精推崇者難以做到的。我很適合寫一篇專欄，去爭取這群日益壯大的拒酒者。但最終，幾乎所有的論點都站不住腳。

憑良心說，我怎么能建議一個從未喝酒的21歲年輕人開始飲酒呢？就外行人的判斷而言，醫學上反對飲酒的理由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發充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現在的建議是：“風險從第一滴開始。”我可以預見一種回應：公共衛生領域的人都是狂熱分子。確實如此。但即便他們對零風險的強調有些極端，建議的最大飲酒量也遠遠低于不久前民間流傳的說法。我還可以預見另一種回應：走路、和陌生人交談、過馬路，或者住在有燃氣的房子里，也都沒有絕對安全可言。但這些都是我們為了正常生活必須做的事。飲酒則完全可以避免，這也是許多人選擇不飲酒的原因。

順便說一句，在21世紀，節制本身就是一種優勢。在海灣、印度、中國和印度尼西亞日益重要的世界里，能夠在沒有酒精的情況下進行社交——或者至少能夠理解一個酒精雖有但并非核心的文化——是一種優勢（堪比一項語言技能）。世界上飲酒量最大的是西方國家和俄羅斯。中等水平的有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每年每位15歲以上人口的純酒精攝入量約為4升，大約是美國的一半。在許多穆斯林國家，這一數字幾乎為零，例外如阿聯酋(UAE)，在那里，英國僑民的辛勤工作將其提升到了2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