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憤的好處在于，它讓人無需做任何進一步分析也能問心無愧。本月在極右翼活動人士湯米?魯賓遜(Tommy Robinson)主辦的“聯合王國”集會上，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的言論在政界引發廣泛憤慨。唐寧街(Downing Street)譴責這位科技大亨使用“危險且煽動性”的語言，因為他對人群宣稱“暴力就要來了，要么反擊，要么等死”。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領袖埃德?戴維(Ed Davey)呼吁其他政治力量“把黨派政治放在一邊”，與他一道譴責馬斯克呼吁解散議會。就連一向以對科技巨頭毫不掩飾地俯首帖耳而知名的商務大臣彼得?凱爾(Peter Kyle)，也擺出受背叛配偶的姿態，稱馬斯克的言論“有些難以理解”，且“完全不合適”。

然而，這位特斯拉(Tesla)老板的舉動一點也不難理解。若有人把他的言論——以及他對全球極右翼運動的堅定支持，從巴西的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到德國選擇黨(Germany's AfD)——歸因于一位南非出生的億萬富翁的怪癖，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是，馬斯克的做法揭示出更為根本的東西，遠遠超出了這位雖極其強大卻只是單一的科技寡頭的個人偏好。

直到最近，經濟精英、金融家、企業家以及大型公司管理者一直依賴一支來自左右兩派的技術官僚式政治階層——或有志成為技術官僚的人。這個群體溫和理性，彼此差異不大；他們依據自由民主原則、遵循市場規則治理國家，偶爾再輔以社會考量。這就是達沃斯共識：一個把政治壓縮為PPT幻燈片比拼的場域，在那里，雞尾酒會上把淺藍襯衫換成黑色高領毛衣，已是能做的最出格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