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馬關條約的第五次會談中，伊藤博文對李鴻章感慨說：“我處境地，總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國，位高望重，無人可能搖動。本國議院權重，我做事一有錯失，即可被議。”
這是一八九五年的春天，伊藤博文正在說服對手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要求——割讓臺灣和澎湖列島與遼東半島，賠償兩億兩白銀。
協議的內容令人屈辱，但談判的氣氛卻是緩和的。李鴻章七十三歲了，在過去的二十年里，他一直是中國最著名和最有權力的大臣，以洋務運動的領導人自居。伊藤博文比他年輕十八歲，是明治維新中的領導人物。兩人互存好感，因為比起到來的西方人，中日之間的密切聯系由來已久。伊藤博文這一代仍浸潤于中國文化傳統，熟悉儒家的倫理和唐人的詩歌，日本皇室和大臣們之間經常使用漢字的書信來交流。即使中文與日文的發音不同，二人也可以通過筆談來交流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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