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一輪甲子。我和我的國家一起走過了風雨滄桑的漫漫歲月，打開塵封的記憶，往事歷歷，感慨系之——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無時無刻不緊連著共和國的國運；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人格，也隨著共和國的國情而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1949年5月，我家在上海金陵東路。一天，我看到斜對面的黃埔警察分局門口插了一面白旗，大人告訴我，白旗就是投降，上海解放了。年幼的我對“解放”意味著什么全然無知，更不會想到這一歷史時刻和我今后的生活，和我人生的道路會發生什么關聯。
就在這一年，我進小學讀書。不久，小學的課本里就有了“五星紅旗”，我和小朋友們成了上海這座城市里在紅旗下教育成長的第一代。我們這一代人的心目中深深烙印著“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天大地大不如共產黨的恩情大”……我們真的很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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