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弗吉尼亞州雪倫多亞河谷(Shenandoah Valley)的一個農場長大，在家里的四個孩子中排行老二，也是唯一的女兒。我母親沒上過大學，她期望我能“女承母業”。從小到大，媽媽一直想把我培養成一個賢妻良母。

小時候，“淑女”這個詞意味深長——它意味著女孩子要溫文爾雅、安分守己。我受到的限制比哥哥弟弟們多。每當我受邀到別人家過周末，媽媽總堅持她也得同去，以便確保我處于恰當的監督之下。記得自己十幾歲的時候有一次頂撞了媽媽，原因是我哥哥晚上還開車出去，而媽媽卻從不允許我開車。她總是對我說：“寶貝兒，這是一個男人的世界，你越早明白這一點，將來的日子就會過得越幸福。”

我自己這種不公平的感受，逐漸在內心里演變成對于家庭之外種種不平之事的強烈不滿。我從小生活在一個嚴格施行種族隔離制度的社區，白人和黑人有各自不同的學校，餐館與其它公共設施也僅對白人開放。在我家里，黑人廚師和雜傭有他們自己的衛生間。當我明白所在學校沒有黑人小朋友的原因后，給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President Eisenhower)寫了一封信。 “我今年9歲，”我寫道，“我是一個白人，但對于種族隔離有很多想法。”多年之后，我在艾森豪威爾博物館里找到了當年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