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見到葛劍雄先生,已是二十四、五年前，是在母校復旦園。那時，劍雄先生剛跟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教授讀完博士，住教工宿舍。我留校不久在新聞系當助教，邊讀研究生。他是優秀青年學者，校方分了他一套稍大的公寓。歷史系一伙研究生，拉我一起幫葛先生搬家。只隱約記得那頭大櫥很沉，搬運時頗費了些時間和氣力。在復旦時, 聽過他的課和講座。 今年十一月，我想在上海拜訪他。他已是名教授，出任復旦圖書館館長，且有全國政協常委的政治待遇。他邀我去他家，是在浦東一個很寧靜的別墅小區。1980年代，葛先生已中年，時隔20多年，還基本是老樣子。遞我的名片上，只有復旦大學教授的頭銜。

去他家那天，正是上海膠州路大火后的那個周末，市民的鮮花正滿地盛開。我們的話題由此切入。

葛：以前碰到這種事情，大家不太用這種方式表達的。這說明兩點，一是現在愿意表達意見的人層次比以前高了，包括他們的文化程度以及經濟實力。你想買一束花，要幾十塊錢，甚至上百塊錢，一般的老百姓很少會有錢買花，也不會用這種方式來表達。這顯然是白領，至少已是接近中產的人群。他們不是扔石頭，而是用鮮花。這個對政府當局來講，有非常震撼的力量，特別對輿論而言。上海實際上已是一個國際矚目的城市了，這表達了一種民眾的心情。有些話只能在博客或者網上說，沒有其它渠道表達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