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比我更拙劣的旅行者了。
二零零二年三月，我第一次前往紐約。距離兩架波音飛機撞擊大樓的事件不過半年，我卻沒想起去看一眼世貿(mào)中心的遺址，把很多下午時光仍進了擁擠不堪的史傳德二手書店。這所城市的悲傷、震驚、韌性、猶太面包房的香味和中央公園里的陽光，我都記不清了，發(fā)霉的紙張、膩膩的汗味、高高的書架、還有收銀臺前那個胸部豐滿的姑娘，倒是從未忘記。
二零零四年的五月，我在巴勒斯坦的首都拉姆安拉的街頭。阿拉法特正處于垂死狀態(tài)，全世界的記者蜂擁至此，他們要捕捉一代傳奇的落幕。在同事拍攝的一張照片里，我站在混亂街角的一根電線桿旁，身旁是表情亢奮的人群，我在心無旁騖地讀一份《紐約時報》。它的記者就在現(xiàn)場，我瀏覽的這篇報道所描述的，不過是身邊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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