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制度經濟學鼻祖維布侖在目睹了“先富階層”大肆構筑豪宅、瘋狂追逐奢侈品、游手好閑、鄙視勞動等言行后，揮筆寫就《有閑階級論》一書，痛批“炫耀性消費”的動機和欲望如同原始野蠻人搶奪女人，他預言“有閑階級”將加重社會兩極分化，從而成為整個社會進步的絆腳石，他們瘋狂地追求消閑、享樂，將摧毀健康社會賴以生存的道德基礎，勞動不再是為人贊美的美德，而成為遭人唾棄的對象。

放眼今日之中國，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歷經30年改革開放，確實已今非昔比。黃金宴、人乳宴、天價奢侈品、砸汽車、扔鈔票的行為層出不窮，而法國人頭馬在中國的銷量更是超過在世界其他地區銷量的總和。

在日本，“China Money”成為媒體熱議的話題。在東京銀座狂購奢侈品的中國游客隨處可見，他們有意無意地脫口而出的“太便宜了！”讓日本人瞠目結舌，但這換來的往往不是日本社會的尊重，而是發自內心的反感。日本人在上世紀80年代也曾犯過諸如此類的“暴發戶式的愚蠢”。對中國而言，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堪稱是“過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