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1954年出生于上海，幾個月之后，她的父親方漢奇就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新聞系教授。因此她是在北京長大的，又在1966年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當時她就讀的學校關閉，一群群自稱為“紅衛兵”的年輕人出現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幾年之后，她跟隨父親前往江西的一個窮地方，在一個農場勞作了兩年，搬石頭，幫助村民做日常的農活。幸運的是，1970年代晚期她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在中央政府的工藝美術局獲得一份工作，從而受到中國豐富文化生活的熏陶。但在1980年，一有了離開中國的機會，她馬上就前往美國，那個傳說中的充滿機會之地，去探尋新的命運。

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成年人，在有條件離開中國的情況下愿意這么做，是很好理解的。大多數人是在艱苦的經濟環境下長大的，很多人經歷過肉體或精神的暴力。而且，貫穿中國漫長的歷史，在戰爭和經濟艱難的時代，都有一波波的中國人遷移到亞洲其他國家，以及非洲、歐洲，向北美的移民則是晚近的事。今天，在大多數國家都有至少幾百年歷史的中國人群體。

但為什么從1990年開始，遷往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的中國富人人數穩步上升，以至于到今天，據估計有25%的中國富人生活在中國以外？甚至中國領導層也將他們的子女送到國外學習和生活。有一個笑話說，如果“兩會”（人大和政協會議）在5月而不是3月召開，會場會一片空曠，因為5月和6月初是普林斯頓、哈佛、斯坦佛等大學舉行開業典禮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