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南非黑人朋友驅車在比勒陀利亞附近行駛時，他的車出了故障。他下車向過往車輛招手求救。一位蓄了胡子的白人駕駛著一輛皮卡開了過來，在我的朋友眼里，他是典型的南非白人，即“布爾人”(Boer)。那人瞥了我的朋友一眼，沒有停車。我的朋友想道：“哎，糟了。我在布爾人的領地。沒人敢讓黑人搭便車。”他站在那里抱怨自己的霉運，但那位白人突然駕著卡車再次出現，示意他上車。開車后，白人說道：“我小時候被灌輸了一些不好的想法。現在我試圖改變自己。”兩人后來一直保持著聯系。

我的父母生于南非。我在種族隔離廢除前和廢除后多次去過這個國家，見證了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造就的雙重奇跡。他不只是推動了不同膚色之間的政治和解，還為南非百姓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和解。曼德拉的事跡或許是當代任何國家的任何一位公眾人物難以企及的：他改變了本國人民之間的關系。

他在一個最“無可救藥”的地方實現了這一成就。種族隔離制度以一種可怕的方式取得了成功。它假設不同“種族”生下來就是不同的，并據此制造出有真正差異的種族。南非黑人和白人在不同的社區長大，說不同的語言，上不同的學校，掙得不同的收入，壽命也不同。這種隔離旨在制造出白人對黑人的歧視。我記得自己大概10歲時在約翰內斯堡的一輛冰淇淋車前排隊，目睹了以下景象：一位蓄著胡子的白人顧客指責黑人小販動作太慢。他喊道：“你真蠢！你就不應該做這份工作！快點，給我冰淇淋！”黑人默默地將冰淇淋遞給他；他不能用言語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