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日參加了愛丁堡赫瑞瓦特大學(Heriot Watt University)舉辦的一場辯論會，主題是量化寬松(QE)是對是錯。發言者中不乏深受我敬重的人，如蘇格蘭的投資信托專家羅賓?安格斯(Robin Angus)、《蘇格蘭人報》(The Scotsman)前執行主編比爾?賈米森(Bill Jamieson)、熊市專家羅素?內皮爾(Russell Napier)以及我的新交、赫瑞瓦特大學學者大衛?科巴姆(David Cobham)。

大多數關于量化寬松的辯論都無聊得要命。但這場辯論倒是有點意思，主要原因是，一旦深入分析各方觀點，你便能發現，發言者之間的分歧甚少。大家對量化寬松合適的持續時間存在異議，而談到不可避免的通脹將于何時出現時，也發生了小小的爭執。

但所有人（甚至包括畏懼通脹的黃金信徒羅賓?安格斯）都同意，量化寬松在一開始是一個好極了的主意——為了“讓病人安定”，總得采取些辦法。英美銀行業的大規模去杠桿意味著，假如兩國的央行當時不插手，一場重大的通縮沖擊將在所難免，繼而將引發極為不良的社會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