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36年，范長江作為一個記者的名字被載入中國的新聞史。70多年后的今天，當很多人將其符號化為“范長江”新聞獎時，少有人提及他的成名作《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2013年的記者節前夕，范東升教授重循父親范長江當年的內蒙足跡，寫下此文，交匯呈現范長江筆下的1936，筆者青年時期的塞外記憶，和對今日中國西北發展的切近觀察。范東升將這一歷程視作一個地區甚至是這個國家70多年的縮影，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在范長江先生畢生傾力的新聞領域。他特別引用了范長江30年代在《塞上行》中文字：“言論自由，在復雜的國家情形下，是讓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各自意見的最好方法，許多新聞紙的本身，自然難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種社會意見。” FT中文網特刊發范東升先生的這篇文章，以饗讀者。

1936年綏遠抗戰發生前后，我父親范長江先生作為大公報記者，曾多次前往內蒙古阿拉善、額濟納、歸化城（今呼和浩特）、百靈廟等地區采訪。在《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兩本書中記述了他在內蒙古西部一帶采訪的見聞。筆者17歲時作為北京知識青年，1968年9月前往內蒙土默特左旗塔布賽鄉帳房村插隊，1971年到呼和浩特市一家鑄造廠當了學徒工，直到1976年回到北京。此后在1988年和1997年又兩度回訪內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