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按照石油國家的標準，安哥拉的不平等也到了幾近荒唐的程度。寡頭們在里斯本的豪華飯店可以隨手擲下500歐元小費，而聯合國稱，約六分之一的安哥拉兒童在5歲前夭折——這是世界上最高的兒童死亡率。安哥拉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標）與種族隔離的南非相當，盡管這比當今的曼哈頓好一點。

然而，這個很少被研究的國家卻被西方體系所接納。來自西方的外派員工讓安哥拉保持運轉。全球奢侈品經濟到處都留下了安哥拉寡頭的身影，包括英國的私立學校、瑞士的資產管理公司以及愛馬仕(Hermès)商店等等。事實上，牛津大學(Oxford)政治學家里卡多?索爾斯?德奧利韋拉(Ricardo Soares de Oliveira)在他的精彩新作《壯麗的乞討之地：內戰以來的安哥拉》(Magnificent and Beggar Land: Angola Since the Civil War)中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寡頭的理想世界”。西方國家甚至連假裝反對盜賊統治國家的姿態都不再做了。

自延續250年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開始以來，外國人經管了安哥拉大部分事務。后來，葡萄牙殖民者壟斷了這里幾乎所有的技術性、甚至半技術性工作。當葡萄牙人20世紀70年代中期離開時，安哥拉可能連100名大學畢業生都沒有。因此，新成立的馬克思主義政權只能依靠東歐經濟顧問（沒什么作用）、雪佛龍(Chevron)之類的美國石油公司（幫助很大）以及（同樣方便利用的）古巴士兵來進行打擊安盟(Unita)叛軍的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