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的誕生為世界銀行(World Bank)寫好了訃告，并且隱晦地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是否仍然有意且有能力領導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而另一家總部位于華盛頓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卻呈現出另一番景象。它似乎即將邁入第三紀元，并將在這個紀元中成為一家不可或缺的機構，催生“新平庸”(new mediocre)時代被認為必要的全球經濟改革。

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布雷頓森林機構以及美國的全球領導力是否在走下坡路上。英國《金融時報》曾在一篇社評中警告稱，由于亞投行吸引到了美國的一些最堅定的盟友，世行被邊緣化的風險已經加劇。但這掩蓋了“隔壁”正在發生的、同樣意義深遠的變化。IMF已從全球金融危機中走出來，實力還得到了增強，而亞投行引發的爭論掩蓋了IMF充當“新多邊主義”旗手的抱負。

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舉了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來說明機能失調的美國執政精英階層未能接受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會有何后果：他認為亞投行的誕生與IMF改革僵局有關。與其新競爭對手不同，世行受制于“基礎設施項目上的普遍限制”。更為根本的是，共和黨主導的美國國會堅持不予通過已達成一致的IMF治理改革，這些改革將“更接近于給予中國、印度等國家與其新經濟實力相稱的IMF表決權份額”。但這種“世紀末”的心態有點過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