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中美關系再次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尤其是外界期待看懂中美如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注,“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一說法最初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結合此次訪問來看,中美談判議題不僅僅局限于金融、投資等傳統雙邊領域,而且將世界銀行等多邊開發性金融體系、G20等多邊治理平臺、國際機構改革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建設置于更突出的位置。這既顯示了中美兩國的特殊之處,更突出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建設已經成為中美合作的焦點。
從歷史上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主導權是大國競爭的重要內容。誰擁有主導權,誰就可能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國際貿易規則等領域擁有較高的話語權。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暴露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貨幣資本跨境流動管制、貿易保護主義等國際缺乏協調的內在問題,滋生了美國、德國、英國等大國競爭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主導權的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暴露了德國企圖主導全球治理體系的野心,德國的戰敗促使其退出了參與全球繼續競爭主導權的機會。然而,二戰后在和平的條件下,英美大國之間通過國際協調建立了以《布雷頓森林協定》為基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這為當代社會傳遞了重要的信息,即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大國競爭的重要領域,大國有可能通過國際協調而不是訴諸于戰爭等極端手段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建設中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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