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一帶一路與中國外交轉型”系列評論之十五）

近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捷克，再次讓人關注歐洲在一帶一路中的角色。一帶一路倡議/戰略是新一屆中國政府對外關系的頂層設計，將在未來8-10年統領中國的對外事務。基于中國的綜合實力與全球影響力，任何大國都難以忽視這一戰略。美國加快推進TPP、強化在亞太的軍事存在與此有關；印度的季風計劃與香料之路計劃，日本的亞洲基礎建設資助計劃，應對一帶一路的味道甚濃；俄羅斯的反應是，同意歐亞經濟聯盟與一帶一路對接。那么，作為全球發達經濟體聚集區的歐洲，沒有理由例外。身為歐洲的代言人，歐盟還在摸索應對一帶一路的系統方案。擅長多邊主義的歐盟也許愿意傾聽一個中國戰略研究者的相關思考。

一些學者認為推行一帶一路不過是“消化外匯儲備、化解過剩產能、多交幾個朋友”，這種觀點顯然有失片面。對中國來說，這是中華文明與歐洲文明之間，第一次由中方發起的有計劃的溝通與對接（元朝是蒙古帝國與中華帝國的交匯點，在中華文明中不具有代表性）。華者，花也，引申為最發達的部分。在兩千多年里，中華文明整體上一直是東方文明的核心部分。以此為基礎，誕生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體系，費正清等西方學者著重從經濟與貿易視角揭示這一體系，將之概括為朝貢體系。而以黃枝連為代表的一批東方學者則從文化特色角度把握這一體系，將之稱作天朝禮制體系。還有一批東方學者（也包括筆者）則認為，從權力等級、經濟發展水平、文化成熟度等方面，傾向于使用華夷體系（或華夷秩序）這一概念。這一體系與歐洲的情形不太具有可比性。如果一定要比較，則顯然迥異于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后的歐洲，相對接近于中世紀之前的歐洲，尤其是查理曼大帝統治時期的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