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來衡量，人類社會可能正處于又一次由于科技進步而取得生產力或生產組織方式重大突破的前夜，然而從全球政經關系角度看，已經過兩次世界大戰重塑定格并大體延續至今的國際秩序，會否同樣面臨著重大轉折的命運，無疑是以歷史角度審視當前國際關系下的有趣命題。

二戰戰勝國通過卡薩布蘭卡會議、布雷頓森林會議、雅爾塔會議及波茨坦會議等一系列重要談判，締結了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雛形，經歷了大半個世紀。但命運多舛，當前的國際政經秩序先后經歷了由美蘇牽頭兩大陣營分庭抗禮，到美國發揮主導作用的重大轉變過程，這期間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和外交關系中的核心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并未發生重大變化，甚至在上世紀80年代末正式包裝進了“華盛頓共識”。如美國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其著作《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指出，“華盛頓共識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并由其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

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主政白宮，都會刻意維護烙有美國印記的國際秩序，直至非傳統政客、商人總統特朗普進駐白宮，美國清教主義精神和文化的回歸才真正從社會的邊緣逐漸登上主場，美國民眾對當前國際秩序是否為其所需、是否符合美國立國精神的初心等的反思，才與日劇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