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長于一個兩種相互矛盾的“必然性”同時存在的歐洲。一種必然性預測，我們將永遠處于同蘇聯展開核大戰的臨戰狀態。另一種認為，只要我們能避免“相互確保摧毀”，民主和市場將帶來繁榮。每一代人都會比上一代更富有。
結果，第二種必然性證明了第一種是錯誤的。經濟上的失敗拖垮了共產主義。乘坐吉爾(Zil)高級轎車的老男人——還記得尤里?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嗎？——可以在熱核導彈的數量上與美國較量。但那些被他們禁錮于鐵幕后的人們開始注意到，西方模式可以帶來美好得多的生活。
對歐洲的民主國家來說，冷戰既為它們提供了一個共同目標，也提供了一個托辭。與共產主義作斗爭成為它們的借口，讓它們可以對美蘇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展開的諸多代理人戰爭視若不見。當蘇維埃帝國解體后，似乎顯而易見的是，世界將把歐洲視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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