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講授文革課程的西方東方三所大學的第一個區別體現在教材，第二大區別在于學生群體的特質。僅就智商和學習能力而言，毫無疑問，哈佛大學本科生的水平位列最佳。然而在1988-1993年我在那兒當教學助理時，美國青少年對中國事務的背景知識太缺乏，也少有美國學生來中國參與交流，而這些在目前已成為美中教育互動的一大領域。

哈佛本科生的特質有時導致意外效果

哈佛本科生對中國的背景知識欠缺常引發令人開懷的效果，如以前舉例的他們中有人對“走資派”（Capitalist Roaders，字面意思是“資本主義的走路人”）的解釋之異想天開——“非常富有的人開著豪華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但更多的困惑是來自中文的文革術語譯成英文后，極易與俄國十月革命的術語難分彼此。“紅衛兵”的英譯Red Guards，與十月革命中的“赤衛隊”完全一樣；“文化革命”的英譯Cultural Revolution，在十月革命后，是指蘇聯在文藝領域里發起的破舊立新滾滾紅潮。對于這些難分彼此的術語，我要耐心解釋：其實中國文革期間的部分觀念和行為，最初源頭是來自十月革命，即便紅衛兵自己未必都清楚其中的血脈連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