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參加喬治城法學院和杜克大學法學院聯合主辦的會議期間，我有機會參與了今年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春季會議。繼在前兩屆春季會議中掀起熱潮，科技和金融仍然是今年的熱點話題。IMF安排了一場有關的公開研討會和六場專題討論，占據了所有話題之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專門主持了“數字時代的貨幣與支付”研討會，這是拉加德作為主持人的三場研討會之一。IMF正在將數字時代下的經濟與金融、科技與數據之間的互動視作重要的工作領域。“數字時代的貨幣與支付”是公開研討會的主題，也是今年IMF春季會議關于科技與金融（IMF將其稱作“新經濟”）的主題。IMF邀請了來自央行、銀行、金融科技公司等公私部門的領導者共同探討貨幣與支付系統、加密資產（Crypto-Assets）、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等話題。從全球來看，從市場參與主體到市場監管當局，科技對于金融的滲透都不斷在發生。談及到支付時，大家普遍認為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當之無愧的樣本和領先者；談及到加密資產時，IMF和世界銀行共同測試了一項前沿項目（Pilot Program），在兩個組織內開展基于區塊鏈的加密資產交易實踐；談及中央銀行數字貨幣時，歐美國家主要將重點和精力放在了經濟模型和普惠金融適用上。

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做是目前全球對于“科技與金融”最前沿的關注和理解。可惜的是，此次的多輪研討反映出這群“世界上最聰明的頭腦”對于至少兩個問題的認識仍然處于粗淺的階段，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第一個問題，全球普遍對于金融科技創新的認知片面，沒有意識到金融科技是結構性創新。在這方面，中國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但是此次新經濟的討論，缺少了來自于中國的嘉賓分享經驗，對于中國經驗的“二手加工”更向世界傳達了許多錯誤的觀點，無法反映出中國創新的全貌。例如有嘉賓指出，中國在支付領域的創新優勢生發于糟糕的零售銀行系統以及急需要獲得金融服務的中產人群。正確，但是片面。中國在金融科技領域的領先優勢是結構性的。單一市場中，電子商務的發展和社交軟件的普及為金融服務的可觸達性提供了可能；衣食住行相關的App刻畫了用戶相關的信用畫像，為金融服務的可實現性提供了可能。與此同時，基于這些場景所提供的金融服務反過來又促進了各類行業的發展。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顧客、互聯網平臺、互聯網服務提供商以及監管機構共同構成了一個閉環。在這個閉環中，每一個角色都扮演了一個基礎性的角色。所以，微觀上的創新領先是個案性質的，它們會一個點一個點發生；而宏觀上的創新領先則是積累所形成的規模效應。第二個問題，金融科技帶來的貨幣、支付、資產創新反而造成人們對這些概念的理解混亂。最典型的例子是，去中心化的比特幣模糊了貨幣、資產、支付的邊界。起先，比特幣被創造來用于加密支付；由于其脫離了中央銀行的監管和使用價值的約束，比特幣成為世界歷史上增值最快最高的“資產”。這些運用分布式架構所創造的去中心化“貨幣”同時成為了價值不菲的“資產”。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兩位教授在他們的研究中發現，近幾年來，大約有超過70%的洗錢行為是通過比特幣完成的。在比特幣升值的這段時間里，全球的各類犯罪行動的洗錢行為也達到了峰值。這個例子反映出加密貨幣的實用主義，它們不是先驗地被賦予了貨幣的角色。可以說，在所有的創新中，任何一個都比不上貨幣創新這顆明珠。過去很多年中，各種電子現金、加密貨幣層出不窮。有些是直接創造了全新的“貨幣”，例如DigiCash，E-gold, LR Coin這些比特幣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去中心化貨幣，他們的交易方式是通過電子化的秘鑰轉移實現的。而另外一些身負貨幣之名卻是實現真實貨幣轉移的支付方式，例如風靡非洲的M-Pesa系統，在斯瓦西里語中指的是移動現金，實際上是一種移動支付系統。

從更加根本的視角來看，數字時代的貨幣與支付只是現象。伴隨社會的發展，貨幣和支付的方式是會自然而然變化的。這符合哈耶克所說的，在自然的人類社會，總會有自發秩序的存在。在我看來，數字時代的自發秩序依賴理念和技術的雙重加持。數字時代的理念促成了大量創新的存在，尤其是年輕的“數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越來越接受隱私保護、去中心化、個人價值等觀念，包括加密貨幣、加密資產的新事物就會越來越有存在的理由。“數字原住民”最早見諸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兩位教授的著作，指的是自從出生就生活在數字時代的人類。第一批的“數字原住民”現在已經誕生，他們是從小接觸數碼產品的14歲到18歲年輕人，這個群體對于數碼設備有著天然的信任，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隨著時間推移，這類小圈逐漸形成規模，并且成為新一代創新存在的文化和群體基礎。此外，數字時代的技術提供了效率改進的可能，尤其是大量的前沿技術不斷地從實驗室走出來。數字科技抹平了不同國家和地區在諸多領域的發展差異。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可以看到發展中國家屢屢出現彎道超車。在金融領域，不同國家差異巨大，所以落后國家的金融行業突飛猛進的發展往往十分明顯。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非洲地區的支付創新（M-Pesa）在甚至缺少消費者賬戶體系的情況下發生，其創新比歐美還更早，并且近幾年來發展迅速。其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移動設備的普及。這種趨勢被不少研究者歸納為“精益化發展”（Lean Approach），其中一種解釋指的是因地制宜、成本最低的創新方式。在金融服務可以被以低成本觸達時，技術手段可以彌補金融基礎設施的缺乏。數碼設備、5G、區塊鏈、人工智能正成為新一代創新存在的技術基礎。數字時代的自發秩序還顯示出與工業時代的兩點不同。第一點，自發秩序的形成將會更由“經濟巨頭”決定。數字時代的競爭博弈將會在擁有數字技術優勢的經濟巨頭之間產生，不論這些巨頭的組織形式是公司、國家還是其他組織機構。第二點，自發秩序將會弱化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文化差異，而形成差異不大的數字時代“精神”。未來的數字市場將會把具有差異的個人連接到一起，最具有大眾代表性的數字時代“精神”——技術信任、信奉市場等等，將會在不同價值觀之間的競爭中勝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