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敲鑼女”的故事，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關于中國文化的討論，也為本人關于中國文化需要建立“罪感”的觀點提供了一個發言的機會。小說《盛世》的作者陳冠中最近在接受采訪時感嘆，中國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剛剛兩個月之后，就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曾經歷過的災難，對不負責任的官員的批判很快轉向了對方方的批判，這個彎轉得這么快，他被嚇了一跳，感到無法理解。

就敲鑼女事件反映的到底更多是文化劣根性還是制度缺陷，社交媒體上也有很多討論。比如，歷史學者張鳴認為，敲鑼女所代表的是一種“實利主義”文化，即為了自己生活中可能的好處，就過河拆橋，恩將仇報，甚至出賣師友，告密圖利。他說，或許因為制度的原因，這個“實利主義”的文化得到了特別的強化，但是不能說這個文化沒有毒。但一些人不認同張鳴的觀點，他們引用法律學者張雪忠幾年前的一文，認為把此類事件歸咎于國民劣根性，是“脫靶”批評。

的確，從魯迅、柏楊到龍應臺，歷史上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批判不絕于耳。但張雪忠認為，所謂“奴性”、“專制性”等國民性，并不是中國人特有的屬性，如果權力結構、制度、政策發生變化，這些國民性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將各種政府治理危機渲染成社會道德危機，從而妨礙公共政策的檢討與改進”。他認為，對這種國民性作用的夸大解釋，實際上貶低了國民的人格和尊嚴，沒有把他們看作一個個具有自主意志的個人，使得舉止端正的中國人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肯定，而舉止不文明的人則獲得了不應有的底氣和掩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