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執政的四年是中美關系史上最煎熬的四年。盡管中美沒有發生直接的軍事對抗，但在經貿、投資、南海、網絡、中國主權等領域，美國政府均“插手”“涉足”。特朗普通過波次性的貿易、金融制裁來表達對美中關系傳統模式的不滿和對華政治不信任。盡管特朗普對中國的強硬政策獲得了奧巴馬政府在其第二任期結束后的某種“積極暗示”，但特朗普自負地以“抽干華盛頓沼澤”的“天命之人”自居，并認為中國是“滲透”美國并與“華盛頓沼澤”合作的外部國家。在這種認知下，特朗普所采取的對華政策堪稱“嚴苛”，事實上推行的是一種“準冷戰”方式。其將美中歷屆政治家所積累的政治信任與互動實施了大范圍的“凍結”，中美關系面臨歷史性的倒退。

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發動了對中國全方位的“圍堵”和“設限”。這包含在軍事上的“邊緣政策”、在貿易上的“關稅戰”、打擊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限制中企融資、禁止中國相關工業或技術類專業學生赴美交流、收緊赴美簽證、打擊所謂“涉軍企業”、在主權上不斷挑戰中國底線等。中美經濟相互依賴層面不斷被行政力量削弱，安全因素在兩國關系中的分量陡增。美方依仗其實力對中國進行武力“威懾”；特朗普及其高級幕僚常用特定的政治語言對中國政府實施攻擊性“羞辱”；一些政治精英有意在國內激發反華情緒，降低中美關系的民意基礎。盡管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雜糅了“進攻性”與“和談性”，但以“進攻性”為前鋒，并以“和談性”來輔助其“進攻性”。由于特朗普單方面限制對話，中美此前積累的數以萬計的民間對話渠道收緊。兩國之間相互進行輿論宣傳“丑化”，由此激發民眾對對方政府的不滿，引發兩國政治與社會層面的怨恨和對立。事實上，兩國都難以適應中美關系變局如此之“快”、如此之“裂”、如此之“猛”。

特朗普奉行小圈子“閉環決策”，一手推動并吸納了眾多對華強硬的鷹派進入核心決策圈，而溫和理性的董云裳（Susan Thornton）等則面臨排擠，更有甚者，前國務卿基辛格因為對中美關系“進言”而被特朗普解雇。盡管特朗普因為選舉這一制度性淘汰未能連任，但這一“政治老朽”的政治動員能力依然存在，所能激發“反華主義”的民粹之基依然存在。在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一些政治精英對中國的攻擊達到歷史新高；此外，軍方以及安全部門主導了對華諸多的武力和制裁威懾。可以說，“安全力量”以及“情報力量”的偏好成為特朗普制定對華決策的重要依據。而美國安全與情報界的權勢長期膨脹卻難以受到國會有效及時的監督制約，這是導致中美關系緊張的一個重要的制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