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收拾我的筆記本電腦、離開擁有面對圣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的絕佳視野的倫敦辦公桌算起，已經過去了一年。我回去過一次。我幾乎沒有一天不在閱讀或寫作有關辦公室未來的話題。
雇主對辦公地產投資了很多。但他們應該更擔心，一旦疫情緩解，員工該如何安排時間，而不是擔心他們應該坐在消過毒的格子間里，還是坐在保持社交距離的公用辦公桌旁。像往常一樣，能讓員工最充分利用有限時間的企業才會勝出。
我仍記得，有一次我父親從他工作的紡織品公司回到家里，說他改換了一種新式工作制度——“彈性工作時間制”。那是1970年代中期，大約就在那時，英國《金融時報》在“如何提振員工士氣”的分析文章中提到了德國率先實行的彈性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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