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讓貝多芬(Beethoven)心潮澎湃，然后又心灰意冷。在拿破侖(Napoleon)逝世200年后，除了《民法典》(Civil Code)和法國央行(Banque de France)之外，他留給世人的還有受他刺激（而非啟發）而創作出來的藝術。有一個古老的故事是，貝多芬原本打算用拿破侖的名字命名第三號交響曲《英雄》(Eroica)，但在拿破侖稱帝后改變了主意。拿破侖也強烈地影響了英國的浪漫主義者，無論是支持他的拜倫(Byron)，還是反對他的華茲華斯(Wordsworth)。就連斯坦利?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也曾嘗試要拍攝一部拿破侖傳記片，不過他最終決定拍攝一些更容易的題材：越戰，以及自由意志的性質。

因此，質疑拿破侖的意義并不明智——今年是他逝世兩百周年，圍繞這件事法國分成了兩派，正在激烈爭論。我也不會加入這場爭論：法國自己和它的前殖民地更有資格判斷拿破侖是否“馬背上的啟蒙者”。我只想說，如果法國的身份一部分是來自這些渲染過的事實，那么很多國家都是如此。

我之所以對“全球主義者”的污名化做出回應有兩個原因，而且二者皆與煽情的理想主義無關。第一個原因是我在這件事上別無選擇。我的國籍所在國和我的出生國不一樣，我的出生國又和我的祖先來自的國家不一樣，而我的祖先來自的國家和我居住的國家又不一樣。而這句話里的四個“國家”換成“大洲”也成立。就算我想裝成沙文主義者，或者積極捍衛主權的人，我又在騙誰呢。就連會說多種語言、對世界政府充滿熱情的彼得?尤斯蒂諾夫(Peter Ustinov)，都至少有一個大洲可算得上故鄉。對我來說，娶個南美人，搬到澳大拉西亞生活，完成七大洲打卡，這還更容易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