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沖突及新冠疫情造成眾多跨國公司撤離中國，這種高頻次的撤資潮在全球投資史中是比較罕見的。去年12月末，日本《日經新聞》報道，由于與中國相關的地緣政治風險升高，日本企業出現了使供應鏈降低對中國依賴的動向。通過當地法人等進駐中國的日本企業的比例2022年為0.87％，相較于創下歷史最高紀錄的2012年，下降了0.14個百分點。

日本帝國征信于2010-2022年分7次調查了日本企業進駐中國的情況，日本經濟新聞對這些數據進行了重新統計，按都道府縣計算出了通過設立當地法人或辦事處以及向相關企業出資等方式進駐中國的日本企業數量及比例。截至2022年6月，進駐中國的日本企業為12706家，比2012年（14394家）減少1600多家。盡管日本、美國、歐盟和中國臺灣地區等地的企業依然對中國大陸保持資本流動，但在存流量上出現的“赤字”已經引起國際社會和中國政府的極大關注。無論突出何種困難挑戰，不得不承認的一點是，企業撤離的最大驅動力是盈利預期在走弱。

美國自特朗普開始加速推動“再工業化”，目前拜登采取的產業措施涉及巨額補貼立法《降低通脹法》。拜登政府希望“畢其功于一役”，采取了千億美元級的補貼政策，希望吸引全球綠色能源、電池和太陽能產能企業落戶美國。在大西洋另一端，歐盟也在緊鑼密鼓地實施大規模綠色能源產業更新，但美國補貼造成的不對稱優勢使歐盟倍感壓力。去年12月初，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比利時一所大學演講時，指出《降低通脹法》和歐盟的《歐洲綠色協定》有著驚人的相似：兩者都既是氣候戰略，也是投資與增長戰略。馮德萊恩還指出，美國這部包含3690億美元的綠色產業補貼和稅收優惠的法律，給歐洲帶來了不公平競爭、歧視歐企和“搶”走投資的威脅。去年8月拜登簽署生效的《降低通脹法》中明確實施3960億美元的補貼計劃，覆蓋了對電動汽車電池生產和電池原材料的補貼。和美國對電動汽車本土制造的補貼比起來，美國對電池的補貼對歐洲來說，可能更具挑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