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中國經濟如何再出發是一個重要話題。在經歷三年疫情后，中國民眾感受最大的變化就是經濟開始出現明顯衰退。筆者身邊的朋友不少出現對失業的抱怨以及對房貸的恐懼，因為很多朋友已經出現入不敷出或舉債維持的窘境。在上海，此前一鋪難求的一線城市核心地段街道店鋪隨處可見“旺鋪出租”的廣告，這是近四年來持續出現的現象。面對商品消費的誘惑，人們傾向于觀望，量入為出，積極儲蓄以應對可能的風險。在國內消費不足的情況下，吸引外資入局，增強外資的對中國市場的信心和積極預期就顯得尤為必要。

外資對中國具有重要的意義，本質上講它決定了中國融入全球化的質量和進程。從最早矗立在廣州珠江沙面的白天鵝賓館（1983年霍英東與廣東省政府合資建設的中國首家五星級賓館）到浦東和外灘街道香港幾大家族在中心地段修建的鱗次櫛比的物業和商場，再到富士康、蘋果、肯德基、星巴克、特斯拉等的入駐，中國改革開放伴隨著外資所帶來的經營文化的傳播和管理理念的啟蒙，相伴隨的還有就業、稅收、區域經濟增長等。外資在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改革開放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盡管部分外資對中國營商環境存在不滿，甚至在知識產權、中國政府治理環境上一度提出過公開批判（比如中國美國商會報告），但中國開放的市場環境還是對國際資本產生了恒久的吸引力。

不過，疫情三年是外資對中國投資的分水嶺（當然也是中國資本對外投資的分水嶺），外資出現大量的撤離，一些此前在珠海、深圳、上海深耕十年甚至二十幾年的全球知名跨國公司紛紛撤離，人去樓空。這里自然有來自越南、泰國、馬來、印度等新興投資目的地的競爭這個因素，但“撤資”這樣的決策出臺是比投資還更具戰略性、更加艱難的。無論如何解釋，外資撤離中國最大的動力是中國市場賺不到錢，用腳投票的事情，很多不需要解釋，尤其針對精明的跨國企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