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李佳琦因直播中對消費者“嫌貴”的“埋汰”導致網絡持續發酵各類反對李佳琦的聲音。表面看，這是李佳琦未能與消費者“共情”，歧視消費者消費能力遭到消費者不滿的反映，實際上，這是民眾對于近乎壟斷并具有話語權的直播平臺爆發的審美疲勞。按照危機公關的路徑，在李佳琦及其所屬公司采取的公關和傳播下，事件一般會經歷“口誤”“道歉”“民眾戲謔”最后趨于平淡，不了了之的過程。這也是網絡事件發酵的一般性流程。但超越事態本身看這一事務，尤其從產業發展角度看，李佳琦這個角色并非“必需”。

中國經濟形態萬千，李佳琦的直播只是其中的一個細分環節。從行業看，他做的是高級服務業，即承接企業營銷外包，收取合同中約定的利潤；從職業看，他是中間商，實際上通過直播行為轉移了企業的銷售利潤，盡管看似雙贏，但李佳琦利潤的本質來源于消費者，是中國龐大消費者的海量支付形成了其驚人的抽成利潤。從合法性看，除了“口誤”外，他基本呈現出來的是一種近乎“完美人設”，而且獲得了地方政府背書的身份（青聯委員），李佳琦積極對接扶貧，以直播銜接政企和消費端口，贏得了普通商人難以企及的高光，這些有助于其長期保持頂流并獲得對應紅利。從影響力看，他是中國直播界的頭部之一，其個體盈利能力在國內首屈一指，影響力的集中帶來部分領域或渠道的壟斷，不可避免會發生壟斷利潤。

在疫情期間，李佳琦順勢崛起，直播農副產品積累了良好的人設，塑造了積極的社會符號，成為疫情三年間少數保持高超盈利的個體。現實看，李佳琦作為直播帶貨的頭部品牌可能成為產業經濟進程的某種阻礙。李佳琦式帶貨，除了使制造生產端企業不得不支付其所謂的“平均水平”的營銷費用和利潤抽成外，對消費者而言，直播中間商基于信息差和情感渲染語言賦能而收取了額外費用，消費者自然需要承擔這一切。如果電子商務運用得當，李佳琦這一須企業和消費者額外支付成本的環節完全則可以忽略。從目前看，李佳琦的存在以及利潤的超額獲取，從側面反映了電子商務依然存在服務上升空間，這包含了信息的智能供給和賦予商品消費欲望的情感加持。實際上，除了偏向性的介紹商品以及情感渲染，李佳琦沒有提供其他商業創新和服務體驗。“人”“財”“物”“智”等要素的自由無縫對接才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應有之意”。從國家產業經濟安全看，一個個體對下控制并影響了數以千萬計的粉絲需求端，每天海量的流水匯聚個人，海量的數據（包含消費者隱私）聚合在特定的公司，對上對接萬千企業的供給端，其中的尋租空間和壟斷空間從理論上講是客觀存在的。李佳琦式人物的長期存在并不符合產業發展利益。當然，這些可能并非是李佳琦及其合作方進行過理性和深度思考的，畢竟“在商言商”是商人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