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新華社記者的一篇報道《“甕安事件”再調查》，介紹了新華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新群體事件觀》一書。該書所謂的“新群體事件”如果可以定性，毋庸諱言，就是“府民沖突”。2008年，從貴州甕安事件到云南孟連事件，再到甘肅的隴南事件，無不是這個性質。

就府民沖突而言，報紙介紹該書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沒有不講道理的群眾，只有偏差的執政理念、方式和作風。”對于這個觀點，我贊成后半句，不贊成前半句。因為“沒有不講道理的群眾”，看似為民眾說話，但卻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無論如何，當時的燒車砸房，都很難說是講道理的行為。人眾群集，即為廣場。廣場行為往往為情緒和非理性所主導，它還就不是一個容易講道理的場所。但，問題在于，廣場是如何形成的，情緒又是如何累積的。在沒有地方可以講道理的時候，人們往往就不講道理了。因此，不講道理是果，它前面有因。不回避果，是為了不放過因，這才是解決府民沖突需要追問的關鍵所在。

至于執政理念的偏差，從甕安到孟連，多少可以看到一些觀念上的逆轉。比如，云南省政府當時就把孟連事件定義為人民內部矛盾，即為表征之一；畢竟我們有過把府民沖突當敵我沖突的前例。但，這樣定義，仍然有理念上的偏差。如果可以定義為人民內部矛盾，不也可以定義為敵我矛盾嗎？而且定義權是在權力手里，它為什么不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這次這樣定義下次那樣定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