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是自覺的制度設計嗎？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研究中國30年改革歷史研究的學者。近年來有關證券市場的歷史研究中，許多年輕學者都把股份制描述成為市場發展中自生的行為，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突破。但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卻不盡然，而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人避諱的歷史空缺所造成的。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樣的政治共識；并闡明了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股份制也由此開始進入了正式試點階段。

1985年1月15日至3月8日，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聽取國家計委、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匯報“七五”計劃的總體設想以及“七五”能源工業計劃、運輸郵電計劃、原材料工業計劃、人民生活、輕工市場計劃、基本建設計劃、財政計劃、信貸計劃的初步設想時，對于“國營企業管理體制”問題著重講了：“世界銀行調查報告中，提出國營工廠實行社會主義股份制。中國國營企業應該實行多種國家機構所有制，國家機構組成董事會，這樣可以打破條條塊塊。我覺得，社會主義機構股份所有制加董事會也是個辦法。私人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國家可以收買股份，插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