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在讀過我妻子新書的手稿后，提出了一個請求：“擴展一下丈夫的角色，他頗有喜感。”我妻子有些驚訝，但還是照辦了。于是她的新書《法國小孩不會扔食物》(French Children Don’t Throw Food)在英國成了暢銷書，現在又以《養法國寶寶》(Bringing up Bébé)的標題，擺到了不喜歡懷疑的美國公眾面前。許多書評人把這本書描述成法式育兒指南，實際上這本書可比育兒指南有趣多了：這是一本描寫我的書。

在這以前，我的名字就曾經在文學作品中得到不朽的描寫。帕迪?阿格紐(Paddy Agnew)曾經因為我說過的一番自命不凡的話，寫了一本關于意大利足球的書，他在書中用很大篇幅對我的話大加駁斥。可是直到如今，我才終于成為了作為文學人物而更被人熟知的小圈子的一員。從今以后，我永遠都會和19世紀的小批評家李?亨特(Leigh Hunt)被歸為一類。后人想起他時，能記住的只是他是狄更斯的《荒涼山莊》(Bleak House)中滑稽的斯金波先生(Skimpole)這一角色的原型。

這種命運可能比你想象的更為常見。曾經有一位經濟學家在和我聯絡時，自我介紹說，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一部小說中，有一個人物就是以他為原型的。根據我認識那兩三個小說家，我總結出了一個小說理論，作家其實只是寫下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大不了有時候會改掉某個人的名字。但現在我已經成了一部文學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又發覺自己并不想成為文學人物了。我妻子對我的描述在事實層面可能是正確的，然而單憑事實并不能表現我微妙、復雜的人格，書中的“西蒙”也缺乏現實中的我所具有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