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銀行副行長的位子上卸任之后，林毅夫很快變成了財經界富有爭議的人物，原因大抵來自于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未來20年，中國仍有潛力實現每年8%左右的經濟增長率。對于這樣的預測，與林毅夫教授“商榷”的學者不在少數，林毅夫也對各種質疑作出了回應，論辯雙方的焦點在于中國經濟增長向何處去。

林毅夫在《新結構主義經濟學》中提出了“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為不發(fā)達國家實現經濟增長提供了六大步驟，核心在于在政府的扶持與引導之下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進入增長軌道之中。反對者批評的焦點就在于政府的角色，依靠國家投資能實現經濟增長嗎？中國經濟兩個季度連續(xù)“破8”，尤其是第三季度低于“十二五”規(guī)劃的7.5%的既定目標，如何實現經濟的增長就成為焦點所在，出臺大規(guī)模的刺激計劃似乎不可行，2009年的四萬億及其連帶的天量投資阻止了中國經濟下滑，但是也帶來了不少麻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林毅夫的預測才引起了非議。

面對非議與批評，林毅夫做了兩點重要的回應：中國經濟的持續(xù)增長需要以投資為主體；政府在產業(yè)升級和技術創(chuàng)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換言之，政府在兌現增長潛力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從經濟史的發(fā)展歷程而言，林毅夫提出的發(fā)展經濟學3.0版更貼近歷史，市場并非自發(fā)產生的，而是與政府共生的。強政府與強市場才是經濟增長的制度保障，也是現代經濟增長的秘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