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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報告
東三省經驗對于中國改革有何啟示？

王家卓：發揮比較優勢核心何在？合理產業布局應建立在國家還是地區的層面？《吉林報告》思路和新結構經濟學所倡導的比較優勢理論核心存在不相容之處。

王燕：國際發展機構都在反思前主流經濟學的主要政策和處方，中國經濟學界為何不總結自己的經驗來引領這輪反思？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我親身歷經了兩次發展奇跡：一次是臺灣的經濟奇跡，另一次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奇跡。實踐讓我確信貧困并非宿命。我們應反思主流經濟學理論，構建新理論，分析中國轉型的成績和問題。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劉勝軍：圍繞“投資驅動增長模式”的爭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指向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命題。

從世界銀行卸任后，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林毅夫提出“新結構經濟學”，引發諸多討論。對此他撰文回應：發達國家并沒有什么“真經”，發展中國家拿來虔誠地念，就能擺脫貧窮落后。

復旦大學教授韋森：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框架，仍需要把現代憲政民主政制度視為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必要制度條件。只有當政府領導人的權力在現代民主政治安排中得到制衡，他們才能確當合宜地“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

編者按：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之中。高增長能否持續引發諸多爭議，現實與理論都亟待更新，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的爭辯猶在耳畔，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備受關注也源自于此。本文為韋森教授為林毅夫新著的綜合性評述的上篇，期待引發進一步爭鳴與探討。

中國經濟學者趙洪春：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為廓清新自由主義與“華盛頓共識”政策藥方的迷霧提供了可能，有潛力在更一般意義上講清國家干預和市場機制的邊界。

美國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王健：很多人錯誤認為林毅夫教授主張計劃經濟或政府強制干預經濟；盡管面臨執行細節的質疑，新結構經濟學核心仍認為市場是最有效的分配資源方式。

FT中文網特約撰稿人劉海影：政府權力對其心儀項目的介入與干預，往往不能加快發展，反而是經濟陷入停滯之因。政府濫權與無能之罪，社會卻承擔貧困匱乏之罰。

吉林大學學者孫興杰：從經濟史來看，林毅夫提出的發展經濟學3.0版更貼近歷史，市場并非自發產生，而是與政府共生的。強政府與強市場才是經濟增長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