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9日晚，貴州畢節4名留守兒童在家集體服農藥自殺身亡。最大的哥哥13歲，最小的妹妹僅5歲。同樣是2012年，還是貴州畢節，甚至還是在七星關區，5名留守兒童躲入垃圾箱生火取暖，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兩件事情的疊加，極大地刺激了社會神經，畢節政府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為了應對社會的強烈反應，當地政府一邊迅速對數名官員給予停職或免職處分，以期平息社會輿論；一邊從孩子的遺書開始，向社會講述官員曾多次對自殺孩子家訪不果。前者可以說是政治牌，是地方政府的臨時應對措施，對避免類似問題再次發生并無實質性的效果，后者的溫情故事更像一份免責聲明，只講過程，不講結果。

從2012年垃圾桶五個孩子中毒死亡到2015年四名留守兒童在家喝農藥自殺，畢節地方政府在解決留守兒童安全問題方面已經是黔驢技窮。而必須要指出的是，留守兒童一再出現“意外”，按照一個社會事件的原因邏輯來看，其復雜性可能遠遠超過一個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