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從部隊考取北大國際法專業研究生。當時教育部的政策是，國內三十余所重點大學的重點專業，研究生考試成績第一名者被選派出國留學。盡管我當年考的外語是英語，但被教育部派遣到日本留學。1982年10月，中國政府第一批公派留日學生約140名（絕大多數是理工科學生）乘一架國航飛抵日本，我們在日本哪所大學留學，完全由日本文部省與日本各大學協商而定。我被安排在北海道大學。這所日本國立綜合大學是戰前日本七所帝國大學之一。

雖然我的專業是國際公法，但我同時對比較憲法非常感興趣。1983年碩士一年級時，我通過上課的關系結識了幾位憲法教授——深瀨忠一、中村睦男、以及當時在北海道大學講授美國憲法的勞倫斯?比爾（L. W. Beer）。此后，我與這三位憲法學教授都結成了亦師亦友的忘年之交。1995年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研究時，深瀨教授特意委托他女兒和美國人女婿到紐約看望我。比爾教授兩次邀請我和家人到賓州他家住過幾天。1999年10月，中村教授推薦我到日本憲法學會在早稻田大學舉辦的“亞太地區立憲主義國際研討會”作報告，我的報告題目是《國際法與日本憲法第9條》。中村教授2001年至2007年任北海道大學校長，2005年他作為校長訪問北大時我一直陪同。可惜，比爾教授和深瀨教授已分別于2014年和2015年病故。至今，我與中村教授還保持聯系。

在這篇短文中，我只談談深瀨忠一教授（1927 - 2015）。深瀨是戰后日本和平主義憲法學者的代表性人物，他終生追求和平，捍衛日本憲法“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的第9條，提出了“和平生存權”理念。深瀨的和平主義思想與他個人的經歷有關。二戰時，深瀨曾上過少年軍官學校，1945年他還沒有畢業，日本就戰敗了。雖然深瀨沒有上過一天戰場，但這段經歷對他一生影響很大，他開始懺悔、批判自己，并信仰基督教與和平主義理念。他不久考上東京大學法學院，1953年畢業后到北海道大學任教，直到1990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