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主權國家仍然存在，就永遠會有“國策”（statecraft）。按照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1958）的提法，國策主要通過四種工具來實現：信息、外交、軍事以及經濟。自中美關系出現轉變以來，美國對中國的發難在以上四個方面都有體現。本文主要談論金融方面的一個潛在風險，它與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息息相關，也對中國資本市場（包括香港）的改革有重要啟示。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交往在金融層面的重要性不斷凸顯，到90年代末，每日的跨境資金流動規模達到了2萬億美元，其中約90%與商品與服務貿易無關，純粹是由金融交易引起的，而在70年代，情況正好相反。到2018年，該比例上升到了95%（Richard Koo，2018）。這足以說明，美國若進一步對中國采取金融制裁措施，其影響可能遠遠超過關稅。
在鷹派任務納瓦羅（Peter Navarro）的鼓吹下，美國將經濟安全提升到了國家安全的高度，納瓦羅還專門撰寫文章闡述了其背后的邏輯（可參考白宮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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