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哈佛肯尼迪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高級研究員
喬?拜登(Joe Biden)就任美國總統后的第一份提案就是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救濟上支出1.9萬億美元，就連忠誠的民主黨人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都將這份大規模支出計劃稱為“近40年來我們最不負責任的財政宏觀經濟政策”。
拜登接著提議再支出4萬億美元，用于他所提的“美國就業計劃”(American Jobs Plan)與“美國家庭計劃”(American Families Plan)，這讓財政保守主義者心痛不已。雖然拜登政府的公開辯護理由是，行動太少的風險大于行動太多的風險，但這里的關鍵其實不是財政刺激。相反，這突顯了一個更大的辯論，它有關我們用來理解經濟、理解政策所扮演角色的框架。拜登政府官員正在進行一項可能變革這種思想的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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