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想有一天外星人登陸上海，并以位于此地的各國領事館的宏偉程度來判斷中外關系，我覺得Prada榮宅將僅次于美國領事館，排在淮海路上的法國領事館和永福路上的德國領事館之前。榮宅代表了Prada在中國的一種不同尋常的投資。作為一個時尚品牌，Prada也將自己視為一種文化力量，有些類似于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的倫敦大都會建筑事務所OMA對建筑的看法。除了像其他同類型品牌一樣做皮具，Prada還試圖創想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隨著中國成為Prada的最大市場，Prada也在逐漸成為中國本土文化風潮的參與者，而其他品牌則更多專注于對中國本土文化的拓展和延伸。當Dolce&Gabbana等品牌面臨抵制、其競爭品牌方還在努力掌握最新網民態度時，Prada已經開創了新的展覽，并為中國創意人提供了一個平臺。這一文化戰略需要大量的資金、時間和精力的投入，但它也讓Prada在中國擁有獨特的地位：作為一個外國品牌，其在某些方面引領著中國的熱點，而非追隨。例如，Prada最近邀請芝加哥藝術家西斯特?蓋茨（Theaster Gates）制作藝術裝置，他的作品以研究為導向，是深入了解中國文化背景之后的產物。而蓋茨在上海油罐藝術中心的展覽則僅僅展出了從國外引進的一些藝術品，在有關本土文化上的調整極少。從這個意義上說，Prada正在創造、管理“文化資本”，而這一方面在中國市場可以與其并肩趨行的似乎只有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與此同時，文化資本更廣泛地讓Prada與中國的命運連接在一起。

當我看到《華爾街日報》最近呼吁西方品牌包括Prada抵制中國市場時，不禁覺得有些荒唐。Prada 等奢侈品牌依賴中國市場——亞太地區市場（不包括日本）在2021年占Prada零售額的47%，且2021年與2019年上半年比較（疫情前）也增長了35%。相比之下，美洲市場占其全球份額的18%。事實上，Prada正在為2022年北京冬奧會推出一個特別系列：Prada on Ice。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等美國政客建議西方抵制這屆奧運會，諸如此類的美國鷹派談到“西方”時，他們認為Prada源自西方文化傳統的想法沒有錯，但是顯然不能因此簡化新的文化沖突，這種文化沖突已經讓H&M、耐克或阿迪達斯等品牌遭遇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