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前，我女兒的學校對家長們解釋稱，他們正在改變識字班的編排，將采用不同能力學生混編的模式。我妻子提了一個簡單的問題：“這一調整決定是基于什么實證依據做出的？”結果學校方面表示完全無法理解。這種調整居然還需要證據支撐？
僅僅在幾代人之前，絕大多數醫生對基于實證的診療模式也持類似的態度。花哨的統計學步驟被認為無法與實際經驗匹敵，特別是由于每個病例都有其獨特性。隨機試驗在理論上或許可行，在實踐操作中卻不符合道德標準。而現在，醫學領域的這種懷疑主義已經發生了徹底的轉變：證據比經驗更有說服力，而充滿各種詳盡分析的線上圖書館也給個人判斷增添了底氣。
教師們在這場實證革命中自甘落后。我對教師這一職業深感同情，他們總是被事后諸葛亮的家長以及學校督查們挑剔批評。教師們也已習慣了英國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不斷向他們發出的苛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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